（一）高职课程借鉴西方的“传授范式”与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战略不适应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职教课程新范式，是我国从职业教育大国迈向职业教育强国的时代诉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是对“四个自信”的自觉遵循，而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借鉴而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效法日本，继而学习欧美，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改革开放后主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双元制’‘CBE’‘现代学徒制’‘MES’等等”。这些学习借鉴有力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至今仍发挥作用。但面对新时代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新要求，高职院校课程总体表现的“传授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与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形成高职教育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建设需求不适应，与“扎根中国大地推动教育现代性的增长，在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中实现教育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时代新要求不适应,与“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目标存在明显的不适应。

（二）高职院校课程价值取向的工具理性与全面发展的人本主义理念不适应

当前我国高职课程总体表现的“传授范式”源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主义知识观，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中的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引导高职课程始终沿着“有用性”的逻辑，紧贴社会发展、产业转型、技术进步，塑造岗位需要的新技术技能掌握者，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企业需求，实现了职业教育满足大规模就业的直接目的。但在工具理性选择下，教学内容强调对接企业需求，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乏力；教学方法忽视学习者的主体性，注重教法、忽视学法、漠视学习者需求，不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工具理性“着眼于现实经济效益，让实用、效率、技术统治意识成为价值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教育学说，是我国制定教育目标的理论依据，它强调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教育理念，指明了人的发展的必然规律。片面的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明显与我国教育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不相适应，与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人本主义价值理性不相适应。

（三）高职课程内容的低阶性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不适应

高职课程虽然一直强调实践、应用和问题解决，但课程内容的编排一定程度上滞后于企业新技术、新工艺的实际应用，课程设计仍呈现为知识技能的记忆、复述、再现等低阶学习状态，并没有明显地做出调整以适应职场的知识性质，尤其是与推理、决策、博弈等高阶认识领域相关的知识。教学过程表现为学生被动学习，学习投入不足等低效状态，难以有效支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职业教育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度匹配”，而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大变局使全体学生更难以预料未来的职业归宿，新兴职业对具有人际沟通、团队合作、解决问题、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等“软技能”（Soft skills）的员工的需求日益增长。这意味着在思考教学内容编排和设计时，必须对应迅速发展的知识环境决定的教育目标，培养学生永远需要的能用于任何领域的高阶认知技能，包括人际关系、沟通交流、目标制定、自我管理和团队合作等“帮助学生发展获取知识所需的知识工具和学习策略”。

（四）高职课程教学策略的去情境化与快速迭代的职业岗位新要求不适应

我国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而实施的教育”，职业性是职业技术教育的根本属性。职业适应和职业发展能力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是通过课程的内容编排和教学实施进行塑造和建构，教学策略是保证教学有效性的基本因素。而当前高职课程去情境化的教学策略导致课程内容“职场知识”匮乏。课程的建构常常像岛屿，脱离了生成于斯，并为其所关注的知识与实践。董可雷等将“课程内容固化和结构碎片化”视为高职课程适应性的主要问题，也是基于以上现状的判断。有研究表明，“从学科知识中衍生职场知识是不可能的，职场知识是通过实施新的工作系统、通过解决问题创造的。”政策层面和职业教育改革方面持续深化的产教融合模式，正是对职业教育情境化教学的回归和重塑，是对职业教育与高质量就业进行适配的顶层设计。

来源：胡顺义,欧阳河,周悟.提高高职院校课程的适应性：内涵、问题和策略[J].职教论坛,2023,38(12):49-56.